1949年8月，重庆渣滓洞，一张毛边纸被江竹筠藏在狱中。她用棉花烧成灰调墨，以竹签蘸着书写，把年幼的儿子彭云托付给一个本与自己有复杂关系的女人。纸上有一句话：“云儿就送给你了，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。”
这个“你”，就是谭正伦。
很多年后，人们提起江竹筠，往往记住了她在狱中的坚贞，却容易忽略这份遗书背后另一个女人的处境。谭正伦不是烈士家属中的重要人物，也没有留下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。她面对的，是丈夫牺牲、情敌入狱，以及两个孩子摆在面前的艰难选择。
1943年，彭咏梧奉命在重庆开展地下工作。为了掩护身份，他与江竹筠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。那时，彭咏梧在云阳已有妻子谭正伦，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彭炳忠。
这段关系并非普通家庭能够理解。彭咏梧与谭正伦结婚多年，妻子留在乡间操持家务，照顾孩子，也承担债务和生活压力。后来，组织安排他与江竹筠继续以夫妻身份工作，两人在并肩斗争中产生感情，假夫妻逐渐成为真正的夫妻。
1945年，二人的婚姻得到组织认可。1946年4月，江竹筠生下儿子彭云。孩子出生后不久，川东斗争形势恶化，彭咏梧和江竹筠都明白，孩子留在身边十分危险。
江竹筠想到的第一个人，竟是谭正伦。
1947年，江竹筠写信说明情况，请她到重庆照看孩子。谭正伦收到信时，已经多年没有丈夫的消息。得知真相后，她没有跑去质问，也没有把怨气发泄到孩子身上，只对身边人说：“他们是为了革命。”
这句话很短，分量却不轻。
1948年1月，彭咏梧在川东武装斗争中牺牲，年仅33岁。为了掩护战友突围，他身负重伤，机密文件也没有落入敌手。消息传到重庆时，江竹筠仍在继续坚持地下工作，并没有把丈夫牺牲的消息立即告诉谭正伦。
同年2月，谭正伦带着9岁的彭炳忠来到重庆，从地下党同志手中接过发着高烧的彭云。这个孩子只有一岁多，正是最需要照料的时候。谭正伦抱住他，实际上也接下了一份随时可能牵连自身的危险。
当时重庆仍在白色恐怖之下。孩子的身份一旦暴露，敌人就可能利用他逼迫江竹筠就范。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辗转躲避，既要防备特务搜捕，还要解决吃饭、看病和住宿问题。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却必须在每一个细节上保持警惕。
1948年6月，江竹筠在万县被捕，后被关押在渣滓洞。谭正伦并不知道，自己照料的孩子，已经成了烈士遗孤。她只知道江竹筠没有回来，彭咏梧也迟迟没有消息。
重庆解放后，她带着孩子住进脱险同志联络处，仍在等待两人归来。直到从幸存者口中得知江竹筠已经遇害，她才明白，彭云再也等不到亲生母亲了。
此时，谭正伦面临一个外人难以想象的决定。国家可以接收两个孩子，她也可以凭烈士家属身份获得相应照顾，但她坚持亲自抚养彭云。与此同时，为了方便照顾尚且年幼的彭云，她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彭炳忠送进了歌乐山孤儿院。
这不是简单的“偏心”，而是现实逼出的残酷取舍。她每月收入只有三十元左右，彭云年纪小，身体也弱。两个孩子都留在身边，生活很可能无法维持。有人劝她把孩子交给国家，她却表示：“云儿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，我要亲自把他养大。”
彭炳忠年纪尚小，当然无法理解母亲的决定。对他来说，孤儿院意味着离开母亲，意味着艰苦的生活。谭正伦同样清楚这一点，只是她没有更好的办法。所谓伟大，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痛苦，而是明知会痛，仍然承担下来。
她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，又格外严格。彭云是烈士遗孤，身边难免有人照顾和让步，谭正伦却常提醒他不能把父母的牺牲当成骄傲的资本。她说得最多的，不是“你父母是谁”，而是做人要踏实，不能依赖身份。
彭炳忠后来考入四川大学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成为教授和硕士生导师，在科技研究方面取得成果。彭云也完成了学业，曾在国内从事电子和计算机方面的工作，后来赴美国深造，取得硕士、博士学位，并成为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计算机系终身教授。
一个孩子由亲生母亲托付，另一个孩子却被亲生母亲送进孤儿院。几十年间，两个孩子都走出了各自的人生道路，而谭正伦始终没有把这笔账算在彭云身上。
1976年，谭正伦因突发高血压去世，年仅59岁。她没有等到彭云后来成为教授，也没能见到孙辈的成长。那封狱中遗书留下的嘱托，最终由她用一生的劳苦，替江竹筠完成了最艰难的一段。
天创优配官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